第三，法学理论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的影响。

在法学上，法律原则与立法指导思想、立法宗旨、法律制度、一般条款等法律现象非常类似，对它们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有损于法律的明确性。但是，墙作为一种建筑物，结构比较简单，功能相对单一，不适合作研究法律原则之类复杂法律现象的认知原型。

基于隐喻学的思维与方法，如果将法律比做房屋、堡垒、大厦等建筑物的话，那么，法律原则就是介于法律空间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窗户，它同时发挥着联系与隔离这两种相反相成功能的作用，它既能将法外的社会道德价值等引入法律体系内部，也能将其阻挡于法律体系之外，使法律成为相对独立但并非自我封闭的体系，为人类社会生活营造惬意的法律世界。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通过法律原则这一制度化、程序化的装置，可以很好地协调、整合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独立性与开放性、自治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确保法律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33)罗马法系基于其鲜明的普世主义，以开放的态度投射于这些因素之上，以其作为活着的‘万民法(所有民族的共同法)这样一种角色，提供其基本原则，不断来适应当代的需要。卡尔·施密特声称：法律实证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原来城堡还是城堡，只是功能已经不同。

在公权力领域，实行法不授权即禁止原则。墙阻隔了危险、恐惧和侵略，但也阻隔了人际自由的交往，信息的通达和意见的交换，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友爱、人类的基本信任和相互依赖。为了与全球规则的精神保持一致的立场，2013年我国的国际人权报告将已经形成的我国法律体系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

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相关讨论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法治作为全社会的共识为中国国家法治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为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的中国提供了阻力最小、争议最轻的思想氛围。国家主权标准是确立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则，但在全球规则制约之下，国家主权已经不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在自愿服从和遵守的意义上，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的主权国家同意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制约和调整，放弃行使其基于主权国家而拥有的绝对权力。

这种理解虽然值得称道，但还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解释。法律下中国的议题表达了确认国家行为正当性以及规范国家建设的法理精神，成为分析和理解中国国家法治观的一个重要步骤。

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宪法的上述规定以及其他规定都可以成为诠释法治中国内涵的规范渊源。相比而言，法律对社会的作用是被动性的和补充性的，这是法治社会有别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关键之所在。有关第一根本法的论述，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人民权力是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人民权力只有通过宪法性建制才能有效表达。与此相反，公民身份则表达了一种形式上平等，扬弃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界分，从而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张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公民观念越强，国家观念就越强，公民共同体越强大，国家就越强大。[2]梁治平注意到法律人与知识分子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分离的现象，拒绝思考法律问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不同的共同体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标准。

伦理身份认同决定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等同于中华家庭共同体，作为隐喻的家庭成员身份保障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合法性。与民主、宪政、人权等概念相比，法治更容易在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达成共识。

[7]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载梁治平：《法律何为：梁治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如果说民族国家解释同时在发挥作用，其侧重点在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性以及保障主权的完整性。

季卫东：《秩序的正统性问题——再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道德共同体的规范标准是善与恶，当人性扭曲、见死不救或落井下石成为普遍的行为时，道德共同体将不复存在。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的范围可大可小，这取决于在不同时期对人民的解释，并非所有的同胞都是公民，也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是人民，敌人是公民但可以不是人民中的一份子。无法无天是中国社会表达最为混乱的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语言，这里的法或可指实证法，天或可指天下之法（公、天理或情理）。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不仅需要遵循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也需要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领域中再现法律的普遍有效性。公民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臣民，就在于公民被假定是决定国家性质和目的的主人，公民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不是天生就被君主统治的被统治者。

[1]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的区分性概念间接表达了革命党法治观和执政党法治观。修齐治平的路线不仅成为达致人生目标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和天下领域的三维空间，在这个三维空间中，私人领域（己、家庭或延展而来的非政府组织等）和国家领域（国家、政府或行使公权力的一切政治组织）都是可以合理存在并受各自规范指导的相对独立领域。

[24]国家与法律具有同一性，作为国家的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11]把党的领导视为第一根本法实际上是把党章及其党法党规作为最终承认规则，但由于上述正文所阐述的理由，执政党自身从内在视角将宪法和法律作为最终承认规则，决定了第一根本法的表达在法理上存在巨大的缺陷。

[21]在民国阶段，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虽然建成了，但国家的实质结构仍缺乏让国民广泛认同的公共特质。对于已经深深锲入全球化、网络化和利益多元化的中国国家共同体而言，法律下的中国虽然不是达致统一、富裕中国的唯一途径，但应当是走向统一、富裕中国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新词的发明或对词语作出新的阐述，一旦法治从法制的概念中分立出来并被作为普遍适用的概念，就代表了一种朝向现代化的价值观和立场。然而，政治上的统一性与隐蔽的封建割据秩序并存，皇权不下县的实践惯例可能使民众生活在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封闭状态之中。[2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在重要性方面，倘若只是一味地强化国家权力而不同时让普通民众自觉成为国家的内在组成部分，就有可能远离国家强大所需要的集体能力。

统一和强大的中国作为现实因素和奋斗目标包含了必要的集权的因素。宪法性建制要想发挥它的实践功能，就需要构建使法必行之法的机制，使人民之法成为现实社会的规范法则。

简短的自然法历史表明，17、18世纪，以格劳修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者以自然权利和理性为核心概念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在解构宗教权威树立法律权威、解构封建特权树立人权等方面打造了现代化的理想秩序。发轫于21世纪初并延绵至今的国学热以及儒学复兴运动等都预示着文化解释的强大生命力。

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有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左与右、好与坏之争也不能取代或超越合法与非法的界限。[35]相关讨论参见[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国家一统局面不必使所有非国家权力都演化为国家权力，也不必使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手中。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前立法行为不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和法律的程序性权力，[9]而是指在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行动方案以及制定和修改宪法和法律的建议权。然而，集权和分权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没有集权则没有分权，相应，没有分权也就没有集权。

无真假法制之别，却有真假法治之分。然而，今日之自然法虽然主要体现在以人权为标志的国际人权宪章规则中，但很难说人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即使是被改良的自然法，在缺乏自然法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中也难以获得体认。

第二，对中国共同体的支配性解释主要表现在文化解释和政治解释，前者更多地强调了伦理成员的身份（如中华民族大家庭），后者的重点在于人民的概念（如劳动人民、群众、工农兵等）。【作者简介】 贺海仁，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26]政府集权不必然导致暴政，但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国家就获得了无限的权力。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